商務部綜合司 李洪俠

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.2%，比9月再次高出0.1個百分點，不斷接近年初制定的3.5%的政策目標。其中占比較大的食品價格上漲6.5%，比9月高出0.5個百分點，位列八大類消費品之首。對此，有關部門針對9月數據給出了季節性因素、節日消費拉動、氣候變化等解釋。這些因素顯然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食品價格，但并不是規律性的經濟解釋。

我國食品價格多年持續上漲無法用上述原因解釋。2002-2012年，食品價格持續較快上漲，十年累計上漲93%，其中2008年最高時上漲14.3%。年度之間連續呈現相同增長趨勢，顯然難以再用季節、節日因素解釋。退一步講，即使在一年內，季節和節日等因素也都是有規律的，即使價格環比變化較大，一般也不至于過度影響同比增速。氣候、災害等原因也不能說明問題，這么大國家很難說哪一年一點災害沒有，如果以此做解釋，那就暗含了氣候、災害一年比一年嚴重的假設，因為價格一年比一年上漲，這不符合實際。也有人用農產品種養周期解釋價格，同樣周期充其量只能解釋短期波動，無力解釋價格持續十年上漲。

就我國長期發展趨勢看，食品價格上漲是三方面原因導致的。一是持續加快的城鎮化、工業化過程影響農產品供給。因為農業比較收益偏低，農村散養一頭豬一年的收益僅相當于外出務工1-2天的收入，因此勞動力不斷從農業轉向工業，從農村轉向城鎮。導致就業人口減少，農村土地拋荒現象增多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從2007年的40.8%下降到2012年的33.6%，年均降幅超過1個百分點。同時農民工持續增加，2012年底已達2.63億人。為彌補從業人員的減少對農產品供給的壓力，只能大量使用生產效率更高的機械、化肥等生產資料。

二是農民生產生活成本推動食品價格上漲。2002年以來，我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十年累計上漲近90%，構成農產品等食品價格上漲的直接成本。同時食品間接成本也明顯增加，近十年每百戶農村家庭家電擁有量大幅增加，人均家庭設備支出年均增長15%，其中冰箱、空調分別增長3.5倍和12.3倍，交通通信條件明顯改善，人均交通通信現金支出年均增長17.4%，移動電話擁有量增長21.2倍，摩托車增長近1倍，生活條件的改善必然帶來消費支出的增加，十年來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年均增長13.2%。

三是食品的數量和質量需求拉動食品價格上漲。精細化加工制作的各類食品要求消耗更多原材料，以牛奶為例，隨著奶粉需求的增加，作為原料的鮮奶需要量成倍增加，因為7-8斤鮮奶才能制成1斤奶粉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知識的普及，人們對食品的質量、安全等要求不斷提高，而這無疑需要基礎原料、生產加工、儲運、銷售等環節都增加成本，相應拉動食品價格。

我國農業比較效益偏低的現象還將長期存在，食品價格總體上漲的局面很可能還將持續，直至工農業比較收益基本相當。這樣看，只有種養周期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，或流動性過剩帶來的價格暴漲暴跌，才是需要重視和解釋的。否則是我國當前所處階段正常的經濟規律，不需要給予食品價格偏高過多關注。

上述規律表明，物價調控應該剔除食品漲價因素。美國20世紀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帶來燃料和食品等價格快速上漲，為消除外部因素，準確反映物價實際變化，便于貨幣政策調整，提出了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概念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。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過程中，農產品價格較快上漲是必然趨勢，應借鑒美國做法，將扣除食品價格的CPI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之一。同時給食品價格制定更為寬泛的調控區間，比如8%以內，以提高政策對食品價格的容忍度。

貨幣政策應給予CPI以外價格更多關注。如果從CPI看，我國近十年累計僅增長34%，人民幣貶值程度并不嚴重，但居民感覺遠超過這個幅度。其中，既有居民以偏概全的錯覺原因，更主要的是住房等未計入CPI的消費（投資）價格上漲過快，耗用了大部分居民收入，吸收了我國規模龐大的M2。因此，在資金持續涌入投資領域階段，僅僅根據傳統的CPI制定貨幣政策是遠遠不夠的，還應該將住房、理財產品等投資品價格作為參考標準，推動貨幣政策目標設定和手段運用機制化，從全社會角度反應貨幣供應量的適宜程度，防止貨幣脫實向虛，加劇貨幣對內貶值。

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提升農業比較效益。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，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，推進家庭經營、集體經營、合作經營、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。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、家庭農場、農民合作社、農業企業流轉，發展規模經營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。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，扶持發展規模化、專業化、現代化經營。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，向農業輸入現代生產要素和經營模式，緩解農業資本不足矛盾，增加農業生產。進一步促進農產品和生產資料順暢流通，降低流通環節成本，在全社會倡導節約消費、理性消費，拒絕奢侈浪費，減輕食品價格上漲壓力。